现代东亚人群起源于云南？对非洲唯一起源说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

本文源自杨周伟著《中华白族通史：公元前31世纪~1956》一书第28~38页


人类的起源、演变和迁徙决定了世间任何一个民族和人类群体先民生存、形成和发展变迁的命运。无论是亚洲境内某个区域的民族史（如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南半岛和印度半岛民族史）或对某一个民族（如中国之汉族、白族、彝族、傣族及古代的苏美人、雅利安人、马来人等的研究，在追溯其源时，不能局限于一个或多个民族先民或族群的特定狭小范围。民族或族群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后期才形成的，今天世界人类总的起源和特定大区域人群的具体分支起源，才是研究今天和古代民族或族群先民源起的“根”和“源”。在人类学和民族学兴起的今天，我们必须借用一些力量和手段，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像考古人类学和分子人类学等跨领域的边缘学科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找到新的方法和依据，破解一个又一个的起源之谜。





放眼世界，从考古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的科学角度，在十多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六种不同的人（《人类简史》），后来由于自身的进化与同类之间的替代，最后只剩下今天一种人类。根据西方的科学报告，采用今天人们的DNA遗传信息来测定和分析人类的起源，其得到的结论是几乎所有的现代人都来源于这支剩下的最后一支人类，并且都来源于非洲，所以有了“人类非洲起源说”。1987年，三位美国加州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自然》周刊上刊登了《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一文，用DNA等科学测定得出了今天全世界的人类都来自20万年前非洲的一位妇女，从而提出了非洲起源的“夏娃说”；200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昂德希尔等科学家从男性个体中218个Y染色体非重组区位点构成的131个单倍型测定分析绘制出一个Y染色体“人类家谱”系统树，同样得出了世界现代人群都起源于非洲的结论，这就是非洲起源的“亚当说”；1998年，褚嘉佑等14位中国学者在《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东亚人群遗传结构和起源的学术论文，其通过30个常染色体的各2~6个碱基重复范围构成的NNA序列进行科学测定分析了包括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28个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其结论支持今天的中国人也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同时，研究认为今天的中国人群是从东南亚一带进入中国大陆的，而非中亚或其他方向迁徙而来；1999年，宿兵等学者系统地研究了包括今天中国境内各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现代东亚人的起源和迁徙，结果都来自非洲的某个古人类类型，研究结果同时表明，今天的东亚人群是从东南亚一带进入到中国南方，之后向北迁移至中国北方及其它东北亚地区，并有可能完全取代了当地原有的古人类，成为了新的或唯一的居民；2001年，柯越海等对中国境内12000个男性样本进行三个Y染色体单倍型（M89、M130、YAP）分析研究，其结果是均来自最古老的突变型Y染色体单倍型M168，M168则是现代人类单一起源于非洲的直接证据。






这些非洲起源假说及距今10万年~5万年前现代人类先祖的大迁徙，就是西方学者《人类简史》等著作的重要依据和主线，这些都源自分子人类学的理论和科学实验，是对女性稳定世代相传不变的线粒体DNA与男性世代相传稳定不变的Y染色体进行科学实验分析而得。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科学实验和科学依据的人类起源结论和假说，是否是历史的事实，还要看这些科学实验中所采集的男女性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范围和数量及科学实验方法和技术上的准确性等等，一旦其中出现一个小小的环节错误或采集的范围和数量不足以代表全人类，这些都会产生错误或不完全准确的结果，并且还存在现阶段分子人类学理论的不完善和不成熟之处及线粒体DNA遗传存在重组性来自于男性的个案等等。但是，假定“人类非洲起源说”与历史事实相符，那现代人类在距今约6万年~5万年前从非洲、地中海一带迁徙至东亚的分支就是通过东南亚迁徙至中国的，最后形成今天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其进入中国大陆和其它东亚地区的线路，经分析应该是两条，一条通过印度半岛进入今天中南半岛西部，然后进入中国云南，以云南为中心和中转基地进入内地，另一条通过中南半岛的南部或东部进入中国沿海，然后进入内地大部地区。通过以上的研究资料和线路分析，在距今约6万年~5万年前之后现代人类的东亚分支有大量人群进入云南，并在云南进行了至少数千年至上万年的繁衍和生息，并产生了诸多的文明，然后其中的大部通过四川、青藏高原、贵州等通道进入到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我们可通过以上的分析进一步研究论证得出，中国各族先民最早祖先的主体大部分通过云南进入、扩散到大陆各地，并极有可能在云南与部分土著古人类进行交融性同化和替代，对外来和原有古人类体质和基因进行突变，完成了蒙古人种的定型和转变进程。在产生黄河流域华夏文明之前，曾经在云南境内产生过中华祖先主体先民共同体的“前华夏史前文明”，这与扶永发先生对山海经研究的史前华夏文明在横断山脉一带的推论相似，其中留在云南的一部分在云南自身独特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中演变，最后形成了今天包括白族在内的云南土著世居民族。根据这一假说，诞生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等早期古人类在云南及周边地区被逐渐淘汰、替代。
“人类非洲起源说”让众多的中国学者和人们难以接受，以此同时，经过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提出了“多地起源说”、“中国现代人独立起源说”等，并以此相抗衡。虽然其提出的众多证据具有客观性和事实的存在，但有的一开始就带上了感情色彩和主观性，与“人类非洲起源说”相比势单力薄。无论主观性还是客观性，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只要抓住事物本身发生的规律，按照自然之法布局研究和测定分析，就可知道事物的本相，加以运用，并可扭转乾坤。我们将数十年来古云南区域内众多考古发现成果进行简单梳理便可得到一份相对完整的古生物、古人类发展进程序列：


距今约5.3亿年前云南澄江帽天山古生物化石群—距今约1.9亿年~1.6亿年前禄丰恐龙化石群—距今约1500万年前开远腊玛古猿—距今约800万年前禄丰腊玛古猿—距今约800万年~400万年前保山古猿—距今约620万年~610万年前昭通古猿—距今约400万年~300万年前蝴蝶腊玛古猿—距今约250万年前东方人（直立人）—距今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直立人）—距今约10万年~5万年前丽江人（智人）—距今约10万年~5万年前昭通人（智人）—距今约3万年前的呈贡龙潭人—距今约2万年~1.8万年前老虎洞人—距今约1.45万年~1.15万年前蒙自马鹿洞人（早期智人属，不同于同时代的晚期智人）—距今约1.4万年~10000年前张口洞人—距今约1万年前剑川象鼻洞人、鹤庆天华洞人—新石器时代遗址数千处。在这份序列中，古云南区域的古生物、古人类进程几乎没有中断过。600多万年前的昭通古猿化石的发现表明晚中新世欧亚大陆古猿大部分灭绝时云南成为了古猿演化的避难所，在7万多年前印度尼西亚多巴火山产生巨大自然灾害（火山灰覆盖面积达260多万平方千米、降水量递减90%、温度降低17度等）和超过50%以上物种灭绝时，云南因特殊的地势环境也成为了当时人类的几个少数的避难所。





纵观世界，在早期冰期开始起，稀树大草原逐渐变为灌木大草原，绝大多数南方古猿消失，其中少部分适应能力较强的古猿开始使用和制造石器，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约从200多万年前开始，这部分生存下来的古猿已逐渐演化为直立人。约100万年前冰期又一次来临，东非的直立人向世界各地扩张，一部分在欧洲形成了尼安德特人、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形成了丹尼索瓦人等。从40万年前~20万年前起，在非洲和亚洲的古云南地区也出现了因基因突变从一部分直立人中进化产生的具有更为发达和更大脑容量（不低于1300毫升）的智人。在当代的一些古人类考古发现个案中，部分欧洲现代人基因中也存在尼安德特人的少量基因。所以不是非洲智人完全替代了其迁徙过程中当地的早期智人，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完全替代当地原著古人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在亚洲的东亚人群也不例外。在国内的其它地方已发现了众多13万年前~1万年前本土生原著古人类居住遗址，如在贵州毕节发现的约17.8万年前~11.2万年前具有现代人特征的牙齿化石、约12万年前~8万年前具有现代人特征的湖南道县人、约11.5万年前~5.7万年前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约10万年前~5万年前的许昌人、约5万年前~3.5万年前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约4.2万年前到3.85万年前与现代人特征基本相似的北京田园洞人、约3万年前~1.1万年前完全具有现代人特征的北京山顶洞人，这些考古发掘都使以西方学者为主提出的10万年前~5万年前中国内地没有原著民居住及被非洲智人东迁替代的观点不攻自破。1999年在河北蔚县发现了300万年前的石器比在非洲发现的最早石器（260万年前）早了40多万年，1985年在重庆巫山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巫山直立人。虽然云南境内发现有1500万年前~600多万年前的古猿化石，但古猿未必都是现代人的祖先，有众多的古猿在进化和自然环境中多被淘汰和停滞不前没有进化为人，古猿与古人类之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有着明显的不同，其能否制造出不同用途的工具和使用火是衡量“古猿”与“古人类”之间的重要标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元谋发现的距今250万年前制造石器和使用火种的“东方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等已从古猿发展到“猿人”。之后，又产生了云南境内智人的代表丽江人、昭通人等。但人类发展演化的过程并不是直线型、单一性的进化，而是丛状、多样性的进化和发展，在同一时间和地理空间内会出现不同时代特征的古人类共同杂居的现象，也会出现从非洲以外地区起源的古猿、猿人、智人、现代人的演变，如具有早期智人特征的蒙自马鹿洞人与晚期智人或早期现代人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和地理空间，又如除非洲现代人外还有属早期现代人的“新云南人”，具有上百万年前猿人特征和脑容量只有400毫升却一直生活到约18000年前印度尼西亚“霍比特人”等。





“人类非洲起源说”中非洲智人约10万年前~5万年前开始进入东亚，约3万年前~1万年前非洲古人类后裔在今天东亚大陆以绝对优势主宰这一广大地区并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现代东亚人群，今天我们将这一同时代中隶属横断山脉两河流域和泛洱海地区的晚期智人代表丽江人（约10万年前~5万年前，毗邻白族先民起源地洱海地区）等为例进行研究阐述：
横断山脉下两河流域的西北部金沙江畔，在约10万年前~5万年前一支被命名为“丽江人”的晚期智人在这里生存活动，从他们遗留的头骨化石形态可以看出他们具有许多的现代蒙古人种特征，使用着具有旧石器时代特征的刮削器、石核、石片、孔石锤、两边穿孔的鹿角器等，当时的物种和生态环境要比2000多年来至今都好得多。剑齿象、云南轴鹿、犀牛等都生活在这里，其中体格巨大的剑齿象从数百万前至晚期智人转变为现代人的约1万多年前，是这里的“霸主”，由于横断山脉地区的立体式地理格局、海拔差距、高山大河的阻断，剑齿象等中大型动物没有像澳洲大陆、美洲大陆一样遭到智人近万年灭绝式的“屠杀”。这里的智人由于受地理环境所制对当地物种的破坏有限，但群体猎杀等也时常发生，群居和集体式的采集及捕猎加上后来的火耕，都对当时当地的生态系统产生了一定范围和作用下的破坏，这种破坏相对于美洲、澳洲、中华内地居于大平原、中低海拔的智人破坏是局部而有限的，这些是古人类在生产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和作为“动物”本性、食物链上层的自然规律，这或许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性本恶”。“丽江人”、剑川“象鼻洞人”等泛洱海地区的头骨形态虽是蒙古人种，但与内地相对应时代的“资阳人”“华东人”等都有较大的不同，如头最大宽垂直指数指中“丽江人”是31.3、现代华东人是39.9、国内晚期智人平均值是34.1，又如“丽江人”头颅普遍较长是长颅型，“资阳人”等多为中颅型，再如额面扁平程度中欧洲人为135°~137°、“华南人”为145.1°、“丽江人”为146.5°、“大汶口人”148.44°等[1]。象鼻洞人常使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数量较多的打制石器，他们在洞穴和露天台地上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址。
丽江人、剑川象鼻洞人等从所处时代、所处地区、体质特征、发展变迁等方面的研究看，并非非洲智人东迁的人群及其后裔（或非非洲智人基因为主的人群），并与今天滇西北包括白族等土著世居民族先民有一定的紧密关系，与内地的许多古人群也有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区别，是后来“古滇西人”的主体先民之一。在丽江人、剑川象鼻洞人之后，在距今约5000~4000年前诞生了可确定为今天白族先民主体的古洱海人，当时已形成的洱海东岸银梭岛人、剑川海门口人、宾川白羊村人等三大洱海聚落人群便是古洱海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对考古发掘出土的宾川白羊村古人类头骨（约4000~3500年前左右）进行考古人类学、体制人类学等进行综合分析测定：以其中1名45岁左右的妇女颅骨进行测量性形态特征的观察，头颅颅指数值为79.42属于偏圆的中颅型，额宽指数为63.50为狭额型，上面指数为51.52属于中上面型，眶指数为92.50属于高眶型，其为阔鼻型指数值为56.70，总面角为77°属于突颌型[2]。无论是成年妇女还是男子的颅骨标本的测量其表现较浅的鼻根凹、发育较弱的眉弓、不发达的犬齿窝等皆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特征。有关机构和专家通过选择了代表古华南人（先秦时期古人种的古华南类）的广东佛山河宕人和福建闽侯昙石山人、代表古西北人（先秦时期古人种中的古西北类型）青海乐都柳湾人和甘肃甘南磨沟人、代表中原黄河流域古人（先秦时期古人种中的古中原类型）的河南渑池笃忠人、与宾川海门口人相邻的云南永胜堆子人等的头骨，对其采用欧式距离系数来进行定量分析，根据计算结果绘制出的聚类图可以看出，白羊村遗址的居民与同时期古华南人、中原黄河流域古人、古西北人的体质特征上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与古华南人类型相比，二者在面部特征上较为相似，皆有中等的面宽，较低的面型，宽阔的鼻型和突出的颌部，但白羊村人有相对短且阔的颅型和较高的眶型。与古西北人类型相比，二者在颅型方面虽有较多相似性皆为中颅、高颅伴有中颅的颅型、狭额型等，但白羊村人面宽较古西北人类型为大，上面高低，眶型较高，颌部略为突出。白羊村人与古中原类型区别比较明显，古中原类型相比面宽和鼻型更宽、阔些，其他各项差距均较大。白羊村人与永胜堆子人在面部特征方面较为一致，但在颅宽值方面差异较大[3]。通过以上的测量和比较分析，可得出白羊村人与以上古人类型在体质上的远近关系，与永胜堆子人相近但有一定距离，与古华南类型有相似之处但有明显差异，与古西北类型的较远差异较大、与中原黄河流域古人最远、差异太大。可见，白羊村人不是从西北而来或中原内地等迁徙，而是隶属于康滇古陆下数以万年的古云南本土繁衍进化特有的延续性古人类型。
除通过考古发掘的古人类人骨进行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的研究测定外，以今天滇西原住民族（白族、景颇族、阿昌族、怒族等）等人群遗传基因为样本进行分子人类学的测定和比较分析，也给我们的研究和定论提供了有力的资料、证据并带来极大的帮助。这些滇西原住民族与汉族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大都拥有南部非洲不具备而东亚、美洲（土著）、大洋洲（土著）特征性单倍群，这更加支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类祖先亚洲起源说（含中华起源说）。（详见《中华白族通史》第34~35页）






综合“人类非洲起源说”、“多地起源说”与考古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的众多成果等，我们研究分析认为云南特殊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是地球史上亿年前至1万年前包括印尼多巴火山爆发（距今7.5万年前）引起过半物种灭绝在内的数次大自然灾害中幸存的生物栖息地。云南从开远腊玛古猿、禄丰腊玛古猿、蝴蝶人、东方人、元谋人、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等不断淘汰、进化、替代中到10万年前~5万年前非洲智人进入东亚之时或之前，就已形成极具规模和生存能力的现代古人类且大部分古人群落具备了当代蒙古人种的许多特征，在广阔和立体的西南高原上各古人类群落逐渐有了部分共同的人文和体质特征及相对低频率和低水平的交流和来往，我们将这一古云南地域人类共同体称为旧“古云南人”。当约6万~5万年前或更早经东非、地中海、西亚、南亚、东南亚辗转从今缅印等地区迁徙云南的外来非洲智人及其后裔到来时，旧“古云南人”与其产生了一场至少经历数千年的碰撞、交流、替代、同化及交融，由于旧“古云南人”自身对当地的较高生存能力和立体性地理的分散分布，不仅没有出现如种种“人类非洲起源说”的那样当地古人类被外来者所替代和淘汰式绝迹，而且以当地特定的地理环境为基础，最初形成了古云南多人种、多来源的古人类共同杂居、分散聚居的格局，外来非洲智人的一部分除先行向北迁徙外，逐渐被当地的旧“古云南人”同化或交融性替代，经近万年的演化，在约3万年前~1.5万年前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变迁影响与新的人类基因的融入，产生了古云南自然区域下新的古人类群体，并以旧“云南人”基因为主体和基础融入少部分外来非洲智人后裔的遗传基因，在大自然的变化中，逐渐完成了现代蒙古人种主体的定型和转变进程，形成了现代蒙古人种的重要主体部分新“古云南人”，我们也称之为蒙古人种源体Ⅱ型（不包括1.4万年前具有早期智人特征的蒙自马鹿洞人），之后的数千年至近万年间，新“古云南人”在不同具体时段的地理环境变迁中分别向北和向南迁徙。
之前最早经过云南向北迁徙的外来非洲人后裔携带着少部分旧“古云南人”基因，在今中国的华北平原等地，与当地栖息数十万年的“古华北人（如北京人、山顶洞人后裔等）”、早期通过中南半岛东部沿海地区进入中国大陆的另一部分非洲人后裔相遇、相撞，在不同程度长达近万年的时间里一部分外来和原有古人类群体被替代和淘汰，产生了以当地古华北人为主体基础及现代蒙古人种特征的蒙古人种源体Ⅰ型，我们也称之为“新古华北人”。这一部分蒙古人种源体Ⅰ型的“新古华北人”在约2万年前~1.5万年前，大部分继续向北迁徙，经过蒙古高原等地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其中一部分形成了蒙古人种的泛西伯利亚人，另一部分继续向北至北极圈于约1万多年前左右跨过白令海峡抵达阿拉斯加等地形成了后来移居繁衍整个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
新“古云南人”形成之后的迁徙和发展是在不同时期和主体区域进行的，首先由于云南地势和山川、河流的走势等因素，向南迁徙部分早于向北（主要为西北和正北方向）迁徙，其“新古云南人”中位于横断山脉南端、中南半岛北端、云贵高原南部深受热带气候影响习惯热带生活的人群为主体的大部分在早期冰期来临时向南迁徙，有的停留在中南半岛的南部，有的跨海进入广大的马来群岛，与部分早期迁徙而至的土著古人类，形成了蒙古人种的广义马来人，我们将其称为蒙古人种源体Ⅲ型。在“新古云南人”部分南迁的早中期或更早（一部分人群在冰期到来前进入），一部分从今天的缅北、滇西北进入青藏高原的南部和西南部，在当时相对今天比较温和的气候、地理环境下产生了约1万多年前的早期“古象雄文明”，形成了颇具当地雪域高原特色的蒙古人种源体Ⅴ型。这一时期，也有一部分“古云南人”进入四川腹地和西北陕甘一带，形成了早期“古蜀人”和早期“古黄河人”。之后冰期结束，以古云南区域为主体诞生了横断山脉两河流域的早期文明，这一文明不仅来自内部“新古云南人”的力量，而且在云南部分地区成为大洪水避难所的同时，也吸收和融入了一些消失的古人类大陆文明（如部分经典和传说中的姆大陆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等），之后在约7000年前又与早期的西亚两河流域产生了交流，这些也极有可能带来了横断山脉两河流域主体区域和次区域之间约1万年前左右的抚仙湖史前文明与《山海经地理考》同出一辙的约7000~5000年前“古华夏”滇西北文明的格局。
之后，由于各种自然与人为的因素，约6000~5000年前起“新古云南人”中的大部北迁，有的在四川停留与早期“古蜀人”融合形成了“新古蜀人”并在之后的2000年里产生了辉煌的“古蜀文明”，有的进入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与冰期之前抵达的“新古云南人”后裔、当地留下的部分“古华北人”共同杂居融合填补了大部“古华北人”北迁西伯利亚之后的地理区域空白，诞生了“新华北人”和后来的黄河中原文明。这些后来在黄河流域的新融合人群，我们称之为蒙古人种源体的Ⅵ型。那些从5000年前继续留在云南的“新古云南人”在不同的区域环境下已演化为极具云南本土特色的“古云南人（也称为蒙古人种源体Ⅶ型）”，并分化为以横断山脉—哀牢山系—元江为东西界的“古滇西人群”和“古滇东人群”并在之后的二、三千年里又受到西北、东北、东南为主方向的外来影响。而古滇西人群中分别以洱海和今保山地区为中心诞生了“古洱海人”和古哀牢人等，形成了今天白族、景颇、傣族、阿昌等诸多滇西土著民族的先民。
综上所述，古云南不仅是今天大多数滇西原住民（如白族等）先民的诞生地和起源地，而且是现代东亚人群和蒙古人种的主要定型和转型地之一，是中华民族先民、蒙古人种、东亚人群的主要起源地和早期聚集地之一，今天的东亚人群早期先民主体溯源和起源于云南等地区。这就是我们“现代东亚人群古云南起源说”的重要成果，是支持中华人群独立形成说和人类多地起源说的又一科学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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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非洲唯一起源说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出版成书了呢。看某些人怎么自圆其说？纸包不住火！

根本没必要自圆其说，因为你多源起源都没法自圆其说，先不说非洲出土的那具化石骨骼“露西“有实证，就说非洲有一套完整的人类进化骨骼化石，其余所有大洲都没有，非洲的化石是成一个完整时间进化体系的。另外，从生物学上也不可能多源，不可能同一种生物，在多个地方同时出现源头，这是最基本的生物学。

中国的学者要继续努力，希望寻找更多的证据与理论学说相结合的方式，抨击人类非洲起源说。

我也觉得：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完全替代当地原著古人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第四纪冰河期，神州大地的古人类在云南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极大。